原始社会关于乐舞的起源是否与人类的生活劳动有关?

2021年7月23日

关于乐舞的起源,与人的劳动实践和生活实践是紧密相关的,这是没有疑义的。所谓乐,可以分为两类,一类是声乐,一类是器乐。声乐,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唱歌。最初的声乐,大概起源于劳动号子,有节奏的号子,便是最原始的声乐。远古时代人们怎样唱歌,没有什么记载,确是一无所知。不过同时代的乐名,史书上还有一些透露。

《世本》说:“黄帝乐名咸池”。《史记·乐书·集解》引郑玄曰:“黄帝所作乐名,尧增修而用之。咸,皆也。池之言施也,言德之无不施也。”这不过是后人的一种解释,真正“咸池”的内容和形式还是说不清。《吕氏春秋》中说:“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、九招、六列、六莫。”《庄子·天下篇》中说:“尧有大章,舜有大韶,禹有大夏,汤有大夔,文王有辟雍之乐。”《帝王世纪》说:“颛顼作五英,帝辛作六茎。”

以上这些记载当有所本,但其具体情况仍难确知。关于器乐的记载,大体有三类,即弦乐、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。有人认为弓弦是最早的弹奏乐器,是有道理的。由弓弦发展为多弦乐器,便成了最原始的琴瑟。《世本》说:“伏牺作琴”,“神农作瑟”。《帝王世纪》说:“伏牺氏作瑟,三十六弦,长八尺一寸。”又说:“黄帝损庖(伏)羲之瑟,为二十五弦,长七尺二寸。”

打击乐器由来亦甚古老,有人认为“乐器之中出现最早的是各种各样的鼓”,空心的木头和竹筒便是最早的打击乐器。夔类怪兽,其皮可以为鼓,但声闻五百里却是一种夸张。《世本》里说:“夷作鼓”,“巫咸作鼓”。关于鼓的种类,《帝王世纪》说:“喾令倕作鞠”,《吕氏春秋》说:“有任作鼙鼓”,《尚书·益稷》说:“下管鼗鼓,合止祝敔。”关于“祝敔”,《史记·乐书·集解》引郑玄说:“控揭谓祝敔”。

鼓的种类很多,用途也各异,有的用于歌舞,称为舞鼓;有的用于战斗,称为战鼓;还有一种鼓,正如《帝王世纪》说:舜“都平阳,置敢谏之鼓,天下大和。”打击乐器中还有钟、磬等多种,《世本》里说:“黄帝使伶伦造磬,垂作钟。”《帝王世纪》说:“帝喾击磬,凤皇舒翼而舞。”《世本》说:到了尧时“毋句作磬”。磬是一种石制的打击乐器,在商代早有发现。

近年来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中,发现了相当于夏代的石磬。这个石磬系打制而成,长60厘米。磬的上部有一个大孔,可系绳挂起来,经试验声音清脆悦耳。在夏代以前,目前没有发现磬的实物。《尚书·舜典》中有“击石拊石,百兽率舞”的记载。这时会有什么石器可以作为乐器击奏呢?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,只有带孔的石铲(玉铲)、石刀、石镰是比较合适的。关于钟类乐器,在陕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陶钟,但尚未得到音乐家的鉴定。

《吕氏春秋》说:“尧命质,以麋路置缶而鼓之。”陶缶不仅在原始社会作为打击乐器,即进入封建社会还有以陶器作为打击乐器的。如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有一段秦赵会盟于渑池的故事,秦王令赵王鼓瑟,蔺相如对秦王说:“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,请奏盆缻(缶)秦王,以相娱乐。”《集解》引《风俗通义》说:“缶者,瓦器,所以盛酒浆,秦人鼓之以节歌也。”从这段解释看,陶缶是一种打拍子性质的打击乐器。战国时期还以陶缶、陶盆作为打击乐器,原始社会的陶缶、陶盆、陶壶之类用作打击乐器是无可非议的。

吹奏乐器种类也很多。《世本》说:“女娲作笙簧”,“随作笙,长四寸,十二簧,象凤之身,正月之音也。”“随作竽”,按引《周礼·春秋疏》说:“竽长四尺二寸。注:“竽,管类,用竹为之,形参差象鸟翼。”《世本》还说:“舜造箫,其形参差象凤翼,长二尺。”这种箫似乎象笙,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箫大不相同。《吕氏春秋》说:“有倕作······吹荃、管、埙、篪。”《通历》说:“帝喾造埙”。《世本》说:篪“吹孔有嘴如酸枣”。

《史记·乐书·索隐》说:“埙,以土为之,大如鹅子,形似锤,吹之为声。”《世本》说:周代的篪“围五寸半,长三寸半,凡六孔。”宋均注说:篪“烧土为之”。以上所介绍的吹奏乐器,凡系竹木所制作,由于年代久远,都无法直接观其实物,只有埙这种乐器,是用陶土烧制而成,在考古发掘中偶尔也有发现。在原始社会,发现有骨制的、陶制的或礓石制的各种吹奏乐器。如在浙江河姆渡七千年前的遗址中,发现了四十五个骨哨。

在临汝大章发现了一种船形四孔乐器。不过上述乐器都没有经过音乐家测音鉴定,它们的具体音阶情况还不能知道。但是有些陶埙是经过专门家研究的。我想把著名的音乐家吕骥,对陶埙研究的成果,概要地在下边介绍一下。在西安半坡发现了两件陶埙,原发掘报告称为陶哨,上下贯穿一孔,全长5.8,中径2.8、孔径0.5厘米移。如编号P4736的一个,只有一个吹孔和一个音孔,用音叉测出的音和用闪光测音机测出的结果,可以证明当时的音阶,与我们现代五声音阶中的小三度音程接近。

解放前在万荣荆村出土的一件陶埙,郑州旭奋王出土的陶埙,其形状虽作兽形,但介于圆筒状和球状之间,基本上还属圆球形。这两件也是一音孔陶埙,经测定也属于小三度音程。万荣荆村和太原义井两地各出土一个二音孔的陶埙。荆村陶埙所发的三个音构成两个音程,一个完全五度和一个小七度;义井陶埙发出的三个音也构成两个音程,一个小三度和一个完全四度。发出的音合并正好构成了五声音阶,和我们今天应用的五声音阶完全相同。

关于陶埙的起源,有人推测半坡和荆村的无音孔的陶埙,可能由模仿一节竹管、一段骨管之类的自然天籁而制成的。吹乐器在初期并不一定有吹乐含义,它往往是一种配合生产活动的工具。例如鄂温克人在鹿交配的季节,用一种木哨仿吹母鹿的叫声,以诱获公鹿。后来这种作为狩猎工具的木哨,便逐步改进参加到吹奏乐器的行列。

乐、舞是相伴相随的一种综合性艺术。人们早期的跳舞,是一种情绪兴奋的自然表露。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,往往可以看到有人遇到意外的喜悦,高兴的手舞足蹈,远古的人们也是这样。但是这种自然形态的手舞足蹈,还不能称为艺术的舞蹈,只有经过艺术加工,使之规范为一定的艺术形式和一定的艺术内容,才可称为舞蹈艺术。原始的舞蹈艺术,往往在人们集体活动时表演得最为突出。

例如在举行各种祭祀时都有跳舞的内容;或在狩猎和作战出发前,举行跳舞仪式以鼓励士气;或在庆贺丰收、作战胜利的集会上也少不了跳舞;或者其他庆功会等等,往往都有歌舞的内容。古代人跳舞一般都有器乐伴奏,并且舞者还得化装。在跳舞时,最少是一、二个人,多则便是集体跳舞。《山海经·中次十经》中有一条记载,在举行祭祀时“其合巫祝二人舞”。这里说得很清楚,是二人跳舞。巫为女人,祝为男人,说明舞者是一男一女。

《尚书·舜典》中有“击石拊石,百兽率舞”的记载,是形容当时敲打着各种石制的乐器,有许多舞者,都化装成野兽,高兴地在跳着集体舞。《尚书·益稷篇》还说:“虞宾在位,群后九让。下管鼗鼓,合止柷敔,笙镛以间,鸟兽跄跄。”这大概是在跳庆贺舞,鼓声咚咚响,笙音细细吹,化装成鸟兽的舞者,踏着有节奏的鼓点在舞蹈。

以上介绍这些古代乐舞事例,并不能全面反映原始社会的乐舞情况,尽管如此,我们也可以窥见古代乐舞的一斑。但是长期使我们感到遗憾的,是一直没有见到舞蹈的真实情况,哪怕是很简单的舞蹈图象,在考古发掘中也没有遇到。最可庆幸的是一九七八年,《文物》第三期第一次公布了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,它活龙活现地把舞蹈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。

这件彩陶盆,口径29、腹径28、底径10、高14厘米。盆的唇部及内外壁均绘有彩。在内壁紧接口处,有三组舞蹈形画面,每组五人,手拉手,面向一致,头上均有一发辫下垂,整齐划一;每人臀部均饰一尾。五人的发辫和尾饰,摆动得相当一致,说明舞蹈者是按照规范化的韵律和节奏起舞的。舞者的装束无法观察其细微,但从尾饰一则来分析,它当是化装的兽舞,即与史书上所说的“百兽率舞”同属一个类型。

来源(百家号) 作者(五公子狻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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